30%的迷思

10 月24日，副首相納吉宣佈要公平對待非馬來人，並誓言在不太久的將來把新經濟政策廢除。他還警惕：“若一成不變，人民將把國陣唾棄”。如此深明大義的自我 鞭撻叫早已心灰意冷的人民耳目一新、拍案叫絕。可惜、美中不足，言詞中潛在的伏筆和玄機就出在“不久的將來”這話頭上。果然，事過一週慕尤丁便迫不及待作 出承上啟下跟進。他指出，土著還未全面完成30%目標，新經濟政策有必要延續。

慕尤丁的理據是：土著在一些領域中的表現差強人意，新經濟政策還有許多應用空間。他說土著在 1990年達致的19%經濟利益迄今不見提昇，就此把新經濟政策刪除將削弱土著的競爭力。簡言之，不到整體30%絕不甘休。如此說辭確實是非倒置，難以服 眾。鐵般事實：保護主義只能蘊育人的依賴和惰性，怎會反過來激發奮鬥精神？因此，利用保護主義來強化受保護者競爭力的理論簡直天方夜譚。

既然慕尤丁對經濟權益的百分比奉為金科玉律，就讓我以簡單算術作相對比較。假如我給讀者拋出一個題目：100令吉的30%和1000令吉的5%，你將如何取捨？讀者必定責我多此一問，其實不然。新經濟政策的運作形態正是如此。

說實話，政府的明智行動是擴大經濟蛋糕。利用前瞻和開明政策，邁向自由市場經濟、擱下種族保護主義、剷除貪污盜竊、減少繁文縟節、提高工作效能、維護社會安寧等把經濟體積以倍數增長，才是上策。若死守孤城，百分比只能畫餅充飢，無濟於事。

有這麼一個反面題材：數年前某資深女部長疾言厲色向外資放話。她說，“新經濟政策是大馬特殊國情根基。若外資對此存有疑慮就乾脆到鄰國碰碰運氣去吧！”口氣之大，叫人瞠目結舌。

既然如此，芬蘭公司便繞過大馬，在新加坡投資27億令吉興建世界最大的生物柴油提煉廠；挪威集 團5年內在新加坡注入145億令吉興建全球最大的太陽能製造中心；還有，新加坡也將成為亞洲首個生產大型商業飛機引擎的國家。若論硬體設施、天然資源、運 作成本，大馬和新加坡彼此彼此，但為何他們偏偏不來敲敲我家的門？

不必把話題扯得太遠，就談我個人經歷：今年5月我受託主導策劃一個韓國教育投資項目，在大馬設 立英語會話中心，藉以提昇駐大馬韓國人的英語水平（性質和本地補習中心一模一樣）。此計劃也將為國家帶來可觀附加效益如：鼓勵韓國商人在大馬置業、刺激韓 國學生來度假消費、促銷大馬第二故鄉計劃、帶動本地零售業和消費業等，總之好處連連。

我先把概念書發給教育部有關單位，求證該計劃是否必要經教育局核准。但僅僅一個簡單“是”與 “否”的回應竟把我折騰了3多個月、輾轉3個部門、接觸4位不同單位官員，幾乎淪為無頭公案。10月初，在我疲於奔命、死纏濫打下終於“水落石出”。一位 女長官輕描淡寫為我“指點迷津”。她說30%土著股權乃先決條件，不能妥協。驟然間我成了泄氣皮球，仰天長歎。韓國投資者更加百思不解、沮喪無比。

後來，韓國投資者帶著失望心情飛往新加坡（計劃中的次選地點）。他只和新加坡相關官員談不上1 小時，計劃便在不費吹灰之力情況下順利過關，公司可隨時開張大吉。他歡喜若狂傳來快訊，而這“佳音”卻成為我難以下嚥的苦果。除了對人家的智慧和務實五體 投地外，也為我們的狹隘思維悲傷難過，又一塊肥肉與我們擦肩而過。